愛美麗的奇妙空間

剛回來北京，就遇上全國哀悼日，仍被負面情緒困擾的我，一連三日不看電視不看報紙，盡量避開所有的黑色，回到外面的世界才發現，一切都比災區更為「灰暗」，事實上，在災區內，也不難發現驟雨中的陽光。

第一天到了都江堰，在倒塌的樓房旁邊遇到一位老婆婆，在災後的第一晚，她一家五口就是迫在一張長滕椅上渡過，我遇到她時，天正在下著雨，她手執的雨傘和提著的膠袋，已是所有的財產。此情此景，換著是城市人如我，必定會在滕椅上濠哭，或者已哭到跌落在地上，但婆婆接受我訪問時，還會笑著說：「沒有了房子，苦也沒辦法，天災人禍無法預計，你看，一家人全都在已足夠」，說罷她咀還在笑。

就在婆婆所坐位置的對住，搭起了一排帳篷，帳蓬內又見到另外的一遍晴天，我在這裡遇到李氏一家三口。開雜貨店的爸爸，店塌了，生意沒有了，當他回憶起地震發生，看著學校房屋倒塌，不少熟識的人被活埋時，不禁流露出悲傷的神情，但說到他那個可愛的兒子，便即笑著跟我說：「有幾百個學生被活埋我的新建小學，我兒子就是當日第二個倒塌校舍跑出來的學生，是個幸運兒！」這句說話不斷重覆了兩三次，即使沒有見過他本人，也不難想像他當時面帶著是何等燦爛的笑容。雖然兩家庭都變得無家可歸，在只有幾度的下雨天要露宿街頭，但不難在他們身上看到滿足、希望，也看到快樂。

事隔幾日，我在成都回北京前，剛好讓我遇到陳洪弟和陳瑞兩父女，又是一個令人窩心的故事。汶川映秀中學近百名學生，被安置在成都中醫藥大學中，當時通往映秀的車路還未通，不步行入災區就只有這個地方，能夠接觸到映秀鎮的幸存者。在校園內，遇到這對剛剛重逢的父母，十來歲的陳瑞雙眼紅腫，眼袋全是瘀血，陳爸爸看似精神，但神態彷彿，一問才發現，陳爸爸已五天沒有睡覺。

獨個兒住在成都的他，在地震後與妻女失去聯絡，五天以來臉都沒有時間洗，只是收音機、電視機齊齊開，留意災區情況，直至朋友來電說從電視中看到幼女被接到中醫藥大學，她才知道幼女未死。

陳爸爸說，撐了五天精神快將崩潰，雖然太太在地震中過身，幼女受傷，仍未知在阿壩州教書的大女情況如何，但這次的天災，改變了沒有宗教信仰的陳爸爸，他淡淡然說：「幸福原來可以好簡單，就是聽到女兒打電話來叫我一聲爸爸！」我每日都會想起這翻話，每次都讓我想起在香港的媽媽。

還記得第一天到達災區，做了幾個訪問，綜合成為我的六點新聞報道，事後不久便收到電話，話筒內另一邊問我，有沒有再慘一點soundbite，有沒有災民哭著說感受。當時我不懂反應過來，只是心中在想，每個災民的故事都叫人心傷，很難去衡量誰的比較慘，誰的不太慘，遇到大事必定要哭到死去活來，只是我們那些坐慣辦公室的香港人，用自己的角度、價值觀，去幻想災民會有的反應，但事實證明，災民雖然很可憐，但不一定怨天尤人，也不一定會哭過不停，他們比我地堅毅得多，逆境指素也比我們這群城市人高得多，從災民身上，學會的是生存之道，我們活著就要面對眼前的一切，不論是好是壞。

我們從災民身上，不但看到人間有情，久違了的人性善良一面，也重新學識珍惜和滿足。

前陣子我一直活在不快的情緒當中，怨罵停不了，其中一個朋友對我說，我的不快並非生活不好、也非工作不好，而是不滿足造成，當時我不太認同、亦不明白這點，就是在不停的怨，但在四川的一星期完全明白，也想通了，人只要知足就能活在幸福之中，沒有什麼事比一家人齊齊整整更開心，一家人可以同在一起已很滿足。當我遇到任何事，我後面還有個家人作後盾，有些災民不僅沒有了家，連家人都沒有了，還能堅強面對，我還有什麼好怨？

在四川期間，生離死別的場面、劫後重逢的例子多的是，當中有不少故事，叫人動容，很多細節在一分半鐘的稿，無辦法完全包括在內，希望趁記憶還未脫色，盡量記錄下來。

從四川回來，對很多事的看法都有所不同。有人覺得生離死別苦，但我覺得，家人仍失蹤，生死未卜的滋味更為難受，在成都華西醫院門外的尋親欄，卻堆滿了表情徬徨的尋親者。到醫院採訪當日，憑著記者的「嗅覺」，很快便從人群當中，發現一個眼帶淚光的女人，後來發現她只是局外人，站在旁邊安慰她的那位先生，才是局內人。

遇到這位來自汶川羅先生時，已是地震發生後的第四日，一臉平靜的他，在地震當天剛好到成都辦事，就是這樣與家人分別。他的太太、讀小六的兒子和弟妹等多名家人在地震後失蹤，未知生死，所有家人最親最愛全部失蹤，若我有相同遭遇，必定是哭到死去活來，但原來一個失去所有親人、幾天無睡覺好的人，未必會呼天搶地，反而可以如此精神和冷靜，去安慰協助自己找親人的女同事。在短短的幾分鐘對話，我最深刻的是，他告訴我：「必定要保重身體，家人仍在災區等我救！」我想當時我和他都好清楚，能找到親人的機會是很少，只是大家都不說出口。

機會雖然少，但他仍然深信地震時正在學校上體育課的兒子，會平安無事，但卻說：「再不到災區機會就無了，因為屍水已開始流出來」說到這句，他眼一紅，已不能再講，看著他別過的臉，能讓我感受到，什麼叫留底比離開更痛苦。我也不忍心再問。他的電話就在我的記事簿內，真心希望他能與家人重聚，也很想知道他能否尋會親人，但我始終沒有勇氣去打這個電話‥‥‥

 在災區，每一個災難現場，任何一個災民，他們的每一個故事，都可以成為我們很好的新聞材料，在我們的採訪過程中，一次一次要別人回憶、覆述那段可怕經驗或者失去親人的傷痛，採訪過後，我們得到滿足，觀眾、聽眾快獲得知情權，但災民呢？遺下是繼續的傷痛，以及不可磨滅的傷痕。看到他們的無助，我們除了感到無奈外，什麼也做不到。從前覺得當個記者，可以報道真相，甚至可為別人伸張正義，但在這一刻我感覺得的，只是無奈，我除了能向他說聲多謝，輕輕拍一拍他的肩膀外，什麼也做不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