剛回來北京，就遇上全國哀悼日，仍被負面情緒困擾的我，一連三日不看電視不看報紙，盡量避開所有的黑色，回到外面的世界才發現，一切都比災區更為「灰暗」，事實上，在災區內，也不難發現驟雨中的陽光。

第一天到了都江堰，在倒塌的樓房旁邊遇到一位老婆婆，在災後的第一晚，她一家五口就是迫在一張長滕椅上渡過，我遇到她時，天正在下著雨，她手執的雨傘和提著的膠袋，已是所有的財產。此情此景，換著是城市人如我，必定會在滕椅上濠哭，或者已哭到跌落在地上，但婆婆接受我訪問時，還會笑著說：「沒有了房子，苦也沒辦法，天災人禍無法預計，你看，一家人全都在已足夠」，說罷她咀還在笑。

就在婆婆所坐位置的對住，搭起了一排帳篷，帳蓬內又見到另外的一遍晴天，我在這裡遇到李氏一家三口。開雜貨店的爸爸，店塌了，生意沒有了，當他回憶起地震發生，看著學校房屋倒塌，不少熟識的人被活埋時，不禁流露出悲傷的神情，但說到他那個可愛的兒子，便即笑著跟我說：「有幾百個學生被活埋我的新建小學，我兒子就是當日第二個倒塌校舍跑出來的學生，是個幸運兒！」這句說話不斷重覆了兩三次，即使沒有見過他本人，也不難想像他當時面帶著是何等燦爛的笑容。雖然兩家庭都變得無家可歸，在只有幾度的下雨天要露宿街頭，但不難在他們身上看到滿足、希望，也看到快樂。

事隔幾日，我在成都回北京前，剛好讓我遇到陳洪弟和陳瑞兩父女，又是一個令人窩心的故事。汶川映秀中學近百名學生，被安置在成都中醫藥大學中，當時通往映秀的車路還未通，不步行入災區就只有這個地方，能夠接觸到映秀鎮的幸存者。在校園內，遇到這對剛剛重逢的父母，十來歲的陳瑞雙眼紅腫，眼袋全是瘀血，陳爸爸看似精神，但神態彷彿，一問才發現，陳爸爸已五天沒有睡覺。

獨個兒住在成都的他，在地震後與妻女失去聯絡，五天以來臉都沒有時間洗，只是收音機、電視機齊齊開，留意災區情況，直至朋友來電說從電視中看到幼女被接到中醫藥大學，她才知道幼女未死。

陳爸爸說，撐了五天精神快將崩潰，雖然太太在地震中過身，幼女受傷，仍未知在阿壩州教書的大女情況如何，但這次的天災，改變了沒有宗教信仰的陳爸爸，他淡淡然說：「幸福原來可以好簡單，就是聽到女兒打電話來叫我一聲爸爸！」我每日都會想起這翻話，每次都讓我想起在香港的媽媽。

還記得第一天到達災區，做了幾個訪問，綜合成為我的六點新聞報道，事後不久便收到電話，話筒內另一邊問我，有沒有再慘一點soundbite，有沒有災民哭著說感受。當時我不懂反應過來，只是心中在想，每個災民的故事都叫人心傷，很難去衡量誰的比較慘，誰的不太慘，遇到大事必定要哭到死去活來，只是我們那些坐慣辦公室的香港人，用自己的角度、價值觀，去幻想災民會有的反應，但事實證明，災民雖然很可憐，但不一定怨天尤人，也不一定會哭過不停，他們比我地堅毅得多，逆境指素也比我們這群城市人高得多，從災民身上，學會的是生存之道，我們活著就要面對眼前的一切，不論是好是壞。

我們從災民身上，不但看到人間有情，久違了的人性善良一面，也重新學識珍惜和滿足。

前陣子我一直活在不快的情緒當中，怨罵停不了，其中一個朋友對我說，我的不快並非生活不好、也非工作不好，而是不滿足造成，當時我不太認同、亦不明白這點，就是在不停的怨，但在四川的一星期完全明白，也想通了，人只要知足就能活在幸福之中，沒有什麼事比一家人齊齊整整更開心，一家人可以同在一起已很滿足。當我遇到任何事，我後面還有個家人作後盾，有些災民不僅沒有了家，連家人都沒有了，還能堅強面對，我還有什麼好怨？

在四川期間，生離死別的場面、劫後重逢的例子多的是，當中有不少故事，叫人動容，很多細節在一分半鐘的稿，無辦法完全包括在內，希望趁記憶還未脫色，盡量記錄下來。

從四川回來，對很多事的看法都有所不同。有人覺得生離死別苦，但我覺得，家人仍失蹤，生死未卜的滋味更為難受，在成都華西醫院門外的尋親欄，卻堆滿了表情徬徨的尋親者。到醫院採訪當日，憑著記者的「嗅覺」，很快便從人群當中，發現一個眼帶淚光的女人，後來發現她只是局外人，站在旁邊安慰她的那位先生，才是局內人。

遇到這位來自汶川羅先生時，已是地震發生後的第四日，一臉平靜的他，在地震當天剛好到成都辦事，就是這樣與家人分別。他的太太、讀小六的兒子和弟妹等多名家人在地震後失蹤，未知生死，所有家人最親最愛全部失蹤，若我有相同遭遇，必定是哭到死去活來，但原來一個失去所有親人、幾天無睡覺好的人，未必會呼天搶地，反而可以如此精神和冷靜，去安慰協助自己找親人的女同事。在短短的幾分鐘對話，我最深刻的是，他告訴我：「必定要保重身體，家人仍在災區等我救！」我想當時我和他都好清楚，能找到親人的機會是很少，只是大家都不說出口。

機會雖然少，但他仍然深信地震時正在學校上體育課的兒子，會平安無事，但卻說：「再不到災區機會就無了，因為屍水已開始流出來」說到這句，他眼一紅，已不能再講，看著他別過的臉，能讓我感受到，什麼叫留底比離開更痛苦。我也不忍心再問。他的電話就在我的記事簿內，真心希望他能與家人重聚，也很想知道他能否尋會親人，但我始終沒有勇氣去打這個電話‥‥‥

 在災區，每一個災難現場，任何一個災民，他們的每一個故事，都可以成為我們很好的新聞材料，在我們的採訪過程中，一次一次要別人回憶、覆述那段可怕經驗或者失去親人的傷痛，採訪過後，我們得到滿足，觀眾、聽眾快獲得知情權，但災民呢？遺下是繼續的傷痛，以及不可磨滅的傷痕。看到他們的無助，我們除了感到無奈外，什麼也做不到。從前覺得當個記者，可以報道真相，甚至可為別人伸張正義，但在這一刻我感覺得的，只是無奈，我除了能向他說聲多謝，輕輕拍一拍他的肩膀外，什麼也做不到。

六年的採訪生涯，參與過兩個之最採訪，包括「本世紀最大的一場海嘯」和「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地震」，這些採訪經歷，的確係百年難遇，作為一個記者，遇到如此大事，有機會參與採訪，盡力做到最好也是應該的，但當火紅紅的心靜下來的時候，餘下來的一切，就要自己去面對。

雖然我沒有在災區過夜，沒有與死屍結伴，也沒有遇過泥石流，但在都江堰遇到的一切，已叫我難忘。

我到都江堰的時間，是在地震發生後一日的下午，沿途進入都江堰的路上，一切看似平靜，我心中還在想：「七點八級地震都不是太嚴重啫！」但當汽車一駛入都江堰市中心，情況就急轉直下。

當時下著大雨，拖著大包細包的人群，不斷向我反方向行去，離開這片廢墟。車並無停下來繼續走，開始看到外牆被破壞的酒店和大廈，由於趕要新聞的關係，當發現一棟完全倒塌的大廈時，記者的本能反應，即時跑落車沖向瓦礫堆，還記得那座樓房前在個巴士站，在站頭下沒有人，只有一片白布，當時心急走往瓦礫埋的我，差點踏上白布上，後來才發現，那片白布之下，就是我其中一個受訪者的爸爸。

訪問那對年約四十多歲、目光呆滯的姐弟時，他們剛剛尋回爸爸的遺體，但沒有物資，沒有人力也沒有心情處理，就將「他」擱在一邊，呆望著瓦礫，因為他們正等待搜救人員，在瓦礫中爬掘被活埋的媽媽。姐姐的四川口聲國語較難聽，弟弟告訴我，地震時他正在幼稚園救被困的小朋友，但同一時間，雙親就被倒塌的樓房活埋，雙親已死，但他們可以做的，除了等、還是等‥‥‥這個下著雨的下午，好像他們一樣，守候在瓦礫旁的，還有很多很多人，從他們的眼中，看到只有絕望。

做完幾個簡單訪問，坐著車在都江堰市內逛了一個圈，眼中所見可以簡單用「死人塌樓」作總結，救搜人員在多個地方不斷搜救，醫護人員就在附近不斷救人，還有很多的解放軍站在路旁，他們不是休息，而是要守護那些被掘出來，但沒有人認領和處理的屍體，在下雨天只有幾度的氣溫，感覺讓人陪覺難受，但更難受的還在後頭。

由於要去找我同事關係，我離開了滿佈瓦礫的都江堰市中心，轉到另一站：聚源中學，沒想到這裡的情況更嚴重。

在河邊的聚源中學，據報在地震中，有九百多個學生被活埋，但沿途所見，大部份樓房都沒有被震毁，沒想到，轉個彎見到的，會是一所被移為平地的中學。

 當時我的同事已完成在現場的採訪工作，正向老闆匯報，而我，就隔著一度小圍牆看著這所中學，那邊廂解放軍在雨中搜救，還有起重機在搬動大型石型，在操場的另一邊，有個臨時搭建的帳篷，內面放滿的屍體，我估計最少有幾十具，我從上而下望，不論是災民或是在場的記者，每個人都是低著頭，我呆站在路邊看了幾分鐘，腦海中即刻浮現了當年採訪海嘯時所見到的一切畫面，幾分鐘後，受不了那個場面，也受不了那些家長的哭聲，我頭也不回跑回車上，等候還未上車的行家，那天晚上，我回到酒店，第一個想起的就是媽媽，不知為何很想聽到她的聲音。

半年前，拆天星碼頭，我身在北京，透過電腦看香港新聞，感覺猶如隔岸觀火。

半年後的今天，拆皇后碼頭，我身在九龍塘廣播道的冷氣房內，隔著電視機看直播寫稿上網，雖感受不到猛烈的陽光，但也感覺到本土行動的執著和熱誠，這一點也讓我深深佩服他們。

事前聲明，佩服，不等同完全認同他們的做法，佩服，是他們對信念的堅持；佩服，是因為他們內心仍有一團火。

前陣子，古蹟諮詢委員會宣佈將皇后碼頭定為一級文物，我當日的工作，就是追訪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陽，他當時回應說：「皇后碼頭拆是一定要拆，大家要尊重合約精神‥‥」，半年前拆天星碼頭時他也說過差不多的話：「當年做諮詢，無人反對，今日才說反對，太遲了」某程度上，我是讚同他所言。

香港至今，仍能暫時走在北京、上海等城市之前，只靠穩健的法治制度。中環填海計劃「拍板」前，政府的確有進行諮詢，這是不爭的事實，不論被諮詢的是社會大眾，還是小眾的立法會，也算是做了門面功夫。曾經與政府打交道，或是了解政府做事方法的人也應該知道，當政府想做或不想做一件事時，都會「按本子」辦事，白紙黑字寫很多文件，但仔細一看便知道，內容必是含糊不清，為自己留有不少「發揮」空間，今天諮詢政改如是，相信當天的諮詢填海也如是，不同的只有主體(object)，技量應大同少異。

合約我們簽了，反悔就要被懲罰，究竟要賠錢保留古蹟，或是為發展而「破舊立新」，社會上各有立場，自問對文物、古物價值評價毫無認識，也不喜歡扮專家亂作批評。拆的已拆，正如死者已矣，我們要看的，是事件背後的意義和教訓。

歸納這兩件事，是誰喚起對錢以外事漠不關心的香港人，開始關注古物古蹟的保育？是誰迫政府反思社會對保育的需要？又是誰在皇后碼頭露三個月？是本土行動的成員。或許，在一般人眼中，他們當中的行為、打扮會有點「不一樣」，但明眼人也看到，這群並非由污合之眾組成的青少年，是以身體力行的方法，去實踐他們的信念，其實他們大部份和很多自命清高的香港人也一樣，受過高等教育，不同的是他們仍有夢想。

去年有機會駐京三個月，認識的人當中，張巍是其中一個讓我留下較深印象的人。他獨個兒從事保護北京胡同文化工作多年，每月靠一、二百元人民幣過活，吃最便宜的、穿的是十年前舊衣，省下來的錢便用作自資全職設立網站，目標是要趕及在明年北京奧運前，走遍整個北京城將所有可能被拆的舊古同，用相機記錄下來，為子孫留一點歷史印記。在京市下，人們對政府為發展造成的破壞，不懂也不敢反抗，但在香港，在一國兩制下，香港人應該能有更多發聲的空間，可惜我們不懂好好運用。

對於本土行動成員曾經絕食、衝突、與政府抗議等等方法表達訴求，在不少香港人的心目中，只當鬧劇一場。還有些每天坐在寫字樓內、坐在冷氣房內自命不凡的人，將本土行動形容為「為搞事而搞事」、「不知所謂」、「無聊白痴」，我真的很想跟他們說聲「fuck off」。

做人也是、工作也是，我自己做不到的，盡量不會去批評別人。一樣米養百人，無辦法要求別人和我一樣，但不明白，那些賺幾個「臭錢」，有幾張「沙紙」，連自己晚餐想吃什麼都決定不了的人，有什麼資格去批評為保護歷史露宿三個月的人是白痴？

大部份香港人、尤其是「自以為」是專業人士的人，關心錢多於一切，關心名牌減價多於一切，關心子淇柏芝何時生仔多於一切，但對身處、長大和居住的社會上所發生的一切，則完全無興趣亦無意慾去了解。向他們諮詢意見，猶如「對牛彈琴」，從來不會亦不懂得為自己發聲，只會做「事後孔明」。

經過七一、經過沙士，教曉了香港人要站起來為自己發聲，但卻只是部份香港人而矣，仍有很多人活在混沌中。今次本土行動一動，的確讓少部香港人再有機會反思，社會是開始改變，所以，香港還需要更多的朱凱迪，更會發聲的人，去喚醒仍在混沌中的港人，細心反思這個城市、我們這群住在這個城市的人，究竟要的是什麼！